哈里·本杰明与他的著作

哈里·本杰明（Harry Benjamin，1885-1986）是 20 世纪性学与跨性别医疗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之一，被视为现代跨性别医学模式的奠基者。他出生于德国柏林，早年接受医学训练，后赴美国发展，并在内分泌学、性别医学与青春期发育研究方面建立声誉。本杰明最为人所知的贡献，是他系统性地提出跨性别者可通过医学途径改善生活质量的理念。当时，多数欧美医学界仍将跨性别视为精神异常或道德偏差，而本杰明以临床经验为基础，强调跨性别身份的稳定性与真实性，主张应为这些患者提供去病理化、以支持为导向的照护。在领先于时代的同时，他的理论也具有严重的时代局限性，比如只认可异性恋的跨性别者，重视跨性别女性而轻视跨性别男性，忽视非二元身份，将跨性别身份病理化并严格限制可接受性别肯定医疗的跨性别者范围等。他1966年的著作《变性现象》奠定了20世纪下半叶跨性别医疗的基础，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WPATH）的前身哈里本杰明国际性别焦虑协会（HBIGDA）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哈里·本杰明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1966年面世的《变性现象》一书。书中他根据他观察到的几百名异装及跨性别“患者”（来访者），将男性异装者和跨性别女性分为6类，其中1~3类被分类为“异装者”，被拒绝提供跨性别医疗，其中包括很多未出柜、自我压抑或把女性身份和性欲联系在一起的顺性别男性异装者、非二元性别者或跨性别者，也包括跨性别女同性恋。4类为“非手术变性者”，即强烈要求激素肯定但对下体手术意愿不强或摇摆的人，对应现代的部分跨性别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5类和6类被定义为“真变性者”，即严格异性恋（6类）或几乎异性恋（5类）、从小就有严重的性别焦虑尤其是下体焦虑、希望二元地融入女性角色，并且性别表达高度符合女性刻板印象的跨性别女性。在他的体系下，只有5、6类才被看作真的跨性别者，4类被看作“异装和跨性别之间的过渡形态”，而1~3类被看作“男性异装者”而被拒绝提供性别肯定医疗。此外，他对跨性别女性和男性异装者的观察较为详尽，但基于他诊所的数据，错误地认为跨性别男性与跨性别女性的比例约为1：6，相对轻视了跨性别男性的身份和医疗需求，也导致后来的主流医疗体系长期相对轻视跨性别男性。尽管如此，他也提出“心理治疗”（即扭转疗法）对4类及以上无效，倡导对跨性别者（他认可的那些）进行性别肯定医疗帮助过渡，而非实施扭转，是他（相对当时主流将跨性别彻底病理化的思想）进步性的体现。

资料整理者的一些想法：

哈里·本杰明无疑是跨性别医疗史上一个巨大节点，但他本人的理论与实践深刻地烙着 20 世纪中叶医学父权主义的局限。他的贡献在于，他至少承认跨性别者“存在”，并认为他们值得医疗支持；但他所奠定的模式，本质上仍由医生掌权，而非跨性别者自主选择。

首先，本杰明的“量表”看似科学，实则是基于父权制下的性别刻板印象来区分谁“够资格”获得医疗、谁“不够像”。它把跨性别者人为切割为“真”“伪”，强化了对“可接受跨性别者”的生物学、外形与顺从性要求，遗留下长期影响，例如“融入即正义”的社会压力。

其次，他虽突破了同时代的病理化，但仍延续了“跨性别是一种可诊断的医疗状况”的逻辑。这种理论框架为之后几十年跨性别者必须通过精神科“门槛”才能获得医疗奠定基础，也导致跨性别者的主体性被医学体制重重过滤。

再次，他的观点在当时虽相对进步，却深受二元性别规范影响。他将跨性别经验框定为一种“性别倒错的内在核心”，从而忽略了跨性别经验的多元性与社会建构方面，使其理论难以涵盖非二元的生活体验或超出主流西方性别框架的酷儿性别理解。

最后，他的理论基于美国白人中产的跨性别女性体验，忽视了不同国家、种族、社会经济地位、性别认同的跨性别体验，更忽视了不基于西方性别体系的多元化性别体系，导致后来的跨性别医疗体系长期脱不开西方白人中产二元跨女的模板。

他在为跨性别者打开医门时，也同时锁上了另一扇门，也就是让医生成为唯一合法解释跨性别的人。

总的来说，他是跨性别医疗史上不可绕过的奠基者，但同时也是“跨性别者必须接受医学验证”的跨儿医本主义始作俑者之一。他既是推动者，也是限制者；既让跨性别者获得了医疗路径，也让他们在医疗体系中被规范、被筛选、被分类。